这一点，从当时为了主和，刻意欺瞒明廷的沈惟敬身上便可看出，因为钱谦益在他后来所做的《东征二士录》与萧应宫的墓志铭中，均表达过对沈惟敬的同情。
《东征二士录》是钱谦益为冯仲缨与金相所做的传。
此二人在壬辰战争期间曾经受命于宋应昌与加藤清正谈判，在碧蹄之战后回到明朝。
冯仲缨最后在北京读书卖药终老，而金相则在叙功时遭到官员勒索，不得奖赏，最后终老于北京。
钱谦益在表达对此二人的同情时，又谴责了明军在朝鲜战场作战不力。在谈到沈惟敬议和时，钱谦益则说：“事垂成而败，石司马与惟敬皆论死。”
字里行间，钱谦益都流露出对议和失败的遗憾。
而在萧应宫的墓志铭中，钱谦益更直接表达了对沈惟敬的同情与赞同，大有沈惟敬之死为枉死之感。
钱谦益不仅同情沈惟敬，更认为沈惟敬对于结束战争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在钱谦益看来，沈惟敬之死，是因为其议和作用太大，主战诸将怕功劳被抢去，于是构陷沈惟敬，望其速死以邀功，掩盖自己作战不力的事实。
钱谦益对于沈惟敬多有溢美之辞，而且这种赞扬与同情，都是建立在虚假史料上面的。
在《东征二士录》中，钱谦益对平壤大捷的记载，多有不实之语，认为李如松攻下只是一座空城。
而在萧应宫的墓志铭，钱谦益则夸大了沈惟敬手书的作用，忽略了稷山大捷，可实际上，解汉城之围的，不是沈惟敬的手书，而是杨镐的稷山大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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