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还穿着宪兵制服，提着一袋水果，站在门口不敢进来，低声叫了一声：「诗秋。」
我说：「进来。」
他把水果搁在桌上，在床边坐下，两手撑在膝盖中间，头低着看自己的靴子。他比我高出三个头，这一刻却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。
「我瞄的是他的枪。」他说，「你挡在他前面，他的枪在空中挥，你的太阳穴就贴在枪口前面。我扣扳机，子弹从你头发里穿过去，才打到他。」他停了一下，「我打了十年靶，那一枪，我不知道是准还是侥幸。」
我说：「你不开枪，他假装要射我，警察也会开枪打他。」
「所以我开。」阿凡抬起头看我，眼珠子通红，「诗秋，我们从二村一起长大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在那条山路上。」
我心口猛地跳了一下，像有什麽东西压在纱布底下，胀起来，发麻。我把脸别过去，说：「你去休息，你也熬坏了。」
他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，说：「我明天再来。」
头几天我出院回了家。我爸动了关系，把我列成遭挟持的人质，不是共犯，但侦讯的人还是上门做了两次笔录。第一次是一个年约四十的侦查员，客气得过分，问我在乌来的民宿做过什麽，问车枪是谁开的，问成哥开枪的时候我人在哪里。我两次都说同一句话：我是自愿跟着成哥走的，不是被绑走的。第二次他换了个策略，把报纸摊在我面前，头版还是那行大标题，我的名字虽然没上报，成哥的大头照却印得清楚。侦讯的人看我一眼，低头写，没有再问。我爸回家後拉着脸骂我：「你好歹是将门的女儿，他到底有什麽好？」
我说：「他没有杀我。」
我爸张了张嘴，没有接下去。他转身进书房，把门关上。我在客厅坐着，听见里面电话铃了一整晚。第二天早上我妈私下跟我说，你爸昨晚跟宪兵队的老长官通了电话，又跟警署的人通了电话，讲到一半把电话摔了。她说：「诗秋，妈不问你跟他做过什麽，妈只问一句，你心里到底要谁？」我愣在那里，一句话也答不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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